坚定“三大银行”战略目标 打造一支听党指挥的农金铁军——专访湖北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李亚华

作者:李晓海《中国农村金融》记者

王文珠《中国农村金融》资深记者

确立建设“三大银行”战略、实施信贷“五个转变”、掀起微贷革命、探索“六位一体”治理模式,把全省农商银行打造成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农金铁军

亲自谋划、部署、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全省农商银行服务乡村振兴;到全省多地农商银行调研督导微贷;推进全省“线上银税互动”;发起ETC营销“遭遇战”、扫码付营销“争夺战”、逾欠贷款清收“突围战”、降准微贷投放“攻坚战”;动员2020年“春天行动”……

2019年,对湖北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李亚华来说,是忙碌奔波、马不停蹄的一年,也是他职业生涯颇具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

整整十年前的2009年底,时任湖北咸宁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李亚华到湖北省联社担任副理事长、副主任。

十年来,除了担任长江财险董事长外,李亚华大部分时间都在湖北省联社任职,亲历了湖北农信改革发展的不平凡历程。

特别是2014年回归湖北省联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主任,2017年接任湖北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之后,他带领湖北农信成为全国第二个全部完成农信社产权改革的省份,湖北全省农商银行以稳健的步伐走上态势喜人的良性发展轨道。

有例为证——全省农商银行以占全省银行业近20%的资金来源,发放了全省30%的小微贷款、40%的涉农贷款、80%的农户贷款和90%的扶贫小额贷款;存贷款规模一直领跑全省同业,湖北省联社连续多年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支持湖北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单位”;金融扶贫工作受到国务院扶贫办的高度评价。李亚华本人也因此获得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近三年湖北省联社履职评价始终稳居全国农信系统前列,两次排名第一,一次排名第三。

面对可圈可点的成绩和荣誉,李亚华没有过多地对《中国农村金融》记者谈论湖北全省农商银行近年来取得的成就,而是从自身的工作经历切入,着重讲述了自己对湖北全省农商银行乃至整个农信系统本质属性和原点初心的认识,追根溯源地解析了湖北农信一整套战略战术体系的内涵和实践。

“党政部门工作多年的经历,锤炼了我的党性原则,使我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有非常坚定的信念。无论在哪个岗位,我都坚守一条:我是组织安排的党的干部,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李亚华表示,他掌舵湖北农信、挑起重担后,根本一条,就是要让湖北全省农商银行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到实处,把党中央、国务院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和监管部门的要求落到实处,把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农信的责任和定位落到实处。

李亚华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商银行不是民营银行,而是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听党指挥、替政府分忧、支农支小的责任银行,这个本质属性一定要搞清楚。”

也正是从农商银行的本质属性出发,李亚华带领全省农商银行把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听党指挥挺在前面,把责任担当挺在前面,在战略选择、经营理念上提出建设“三大银行”(责任银行、合规银行、智慧银行);在战略抓手、经营模式上提出推广微贷业务,掀起微贷革命;在战略保障、治理模式上体现“六位一体”。

“我们要把全省农商银行打造成为‘业务多元、治理有效、特色鲜明、量质双优、行业领先’的一流银行,成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农金铁军。”对于湖北农信未来的愿景,李亚华目标明确、信心满满。

战略选择:建设“三大银行”,把责任担当挺在前面

《中国农村金融》:2017年,您主导湖北农信确立了“三大银行”建设战略,这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和判断?

李亚华: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围绕贯彻落实这三项任务,我们提出“三大银行”建设战略。

即努力把全省农商银行打造成听党指挥、替政府分忧、湖北人民信赖、普通百姓满意的“责任银行”,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合规、落实全面风险管理的“合规银行”,满足时代需要、引领行业发展、充满竞争优势、充满创新能力、充满活力的“智慧银行”。

建设“责任银行”,脱虚向实,大力支农支小支贫,支持绿色经济,践行普惠金融,就是在落实“服务实体经济”要求;建设“合规银行”,倡导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合规,落实全面风险管理,建立风险“防火墙”,就是在落实“防控金融风险”要求;建设“智慧银行”,用现代金融科技重构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就是在落实“深化金融改革”要求。

我们组织员工对农信的本质属性和定位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判断和分析,认为“责任银行、合规银行、智慧银行”既符合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又比较切合农村金融机构的特点。同时,我认为,“三大银行”所体现出的“责任、合规、智慧”,不仅是湖北农信的追求,而且对每个农信人都有启发价值和实用意义。首先,要负责,包括对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民族的责任、对组织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等,任何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其次,要合规,越遵纪守法、越严格自律,事业越顺利、生活越幸福。第三,要智慧。为人处世、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学问和智慧,只有做到持续思考和领悟,才能做到从容不迫、收放自如。

《中国农村金融》:“三大银行”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为什么把“责任银行”排在首位?

李亚华:“三大银行”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在三个维度上各有侧重,又“三位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责任银行是根本,合规银行是前提,智慧银行是动力,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把“责任银行”排在第一位,我们的确有考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到“五个过硬”,其中一条是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农商银行是省委、省政府直接领导的银行机构,一直以来担负着支农支小的重任,承担着重要的政策性职能和社会责任,是服务“三农”、民营和小微企业的主力军,是践行普惠金融战略的主力银行,是落实国家惠农政策的主办行,必须把责任银行放在首位。

《中国农村金融》:围绕“三大银行”建设,湖北农信近年来有哪些重大的工作部署和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成效?

李亚华:围绕“三大银行”建设,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部署:

在责任银行建设方面,组织开展“回归本源年”活动,推进“五个回归”,即:回归本土市场、回归信贷主业、回归小微客户、回归差异化服务、回归科学激励机制,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发展。坚持以理念转变促进业务转型,推进信贷管理“五个转变”,即:由服务少数客户向服务更多客户转变,由发放大额贷款向发放小额贷款转变,由服务多个行业向服务特定行业转变,由全生命周期贷款向最恰当阶段贷款转变,由少数人营销贷款向更多员工营销转变。大力推广经营类、消费类、银税互动类、线上类“四类微贷模式”,满足小微客户资金需求,优化贷款结构。认真落实银保监会《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强化治理提升服务能力的意见》(银保监办发〔2019〕5号)文件要求,细化15项考核指标,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在合规银行建设方面,我们在红安举办“守规矩、防风险、建设合规银行”培训班,开展了“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九大乱象”系列专项治理和“五个一”合规建设活动。成立案件防控部,上线员工行为管理系统,通过制度和系统,强化刚性约束,培育合规文化。围绕“防范金融风险”这一重大任务,打出一系列组合拳。例如,实施风险贷款季度通报制度、现场督办制度、省联社部门挂点帮扶制度和“三长”约谈制度,对重点市县行“开小灶”,实行定点帮扶;成立大额贷款风险评估和不良贷款处置评估委员会,为风险处置提供技术支持;总结推广续贷、重组、追偿、处置等清收处置二十法等。

在智慧银行建设方面,我们开展“科技创新年”活动,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方式和管理手段。探索以内部竞标方式面向全省发布38个科技自主研发项目,50%已投产,80%进入测试阶段。自主研发客户经理APP、高速存取款一体机、智能存款等项目,其中5个项目获全国性奖项。电子印章、网上申贷、新型助农终端、客户经理使用APP等一批新系统、新产品陆续上线。截至2019年年末,拓展手机银行客户775万户、扫码支付有效商户90.2万户、行业应用4339例,电子银行交易替代率达83.9%。

战略抓手:推广微贷,把微贷业务打造成信贷主业

《中国农村金融》:微贷工作是湖北省联社新一届党委和理事会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全省农商银行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核心战略,是建设“三大银行”最主要、最关键的抓手。请问出于什么考虑,把微贷放到这样一种战略高度来安排部署?

李亚华:到目前为止,全省农商银行微贷业务发展经历了试点、推广、延伸三个阶段,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在推广微贷上,省联社党委方向明确、态度坚决、不遗余力、给足政策。我个人逢会必讲、苦口婆心、亲力亲为,要求全系统上下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心无旁骛,强力推进,加快微贷从“备胎”转为主业。

这是基于对微贷地位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推广微贷,服务“三农”、民营和小微企业,不仅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具体举措,而且是破解农商银行风险贷款占比过高困局、激发干部员工队伍活力和能力、促进业务效益跃上新台阶的关键举措,抓好微贷推广能提纲挈领、带活全盘。

首先,微贷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民营和小微企业,通过微贷技术,能够还原客户真实面貌,有针对性地设计产品,更好满足民营和小微客户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有效破除“贷款难”“难贷款”的僵局,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其次,微贷提倡小额、流动、分散,微贷技术能够有效识别和屏蔽风险,即使单个客户出现风险,也不会导致大的影响。通过推广微贷,能够彻底扭转一些地方垒大户、傍大款的做法,能够调整信贷结构,分散经营风险。第三,微贷平均执行利率高于处于议价劣势的大额贷款的传统利率,有利于农商银行效益提升;又大大低于小微企业市场实际融资成本,有利于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微贷的低不良率直接减少拨备计提,推广微贷能够提高贷款收益、改善盈利状况。第四,微贷具有极强的综合业务效益溢出效应,可以作为存款、电子银行、ETC等产品和业务交叉营销的切入点,增强客户黏性,巩固和壮大基础客户群体。

更为重要的是,微贷是一场革命,革部分同志忘记初心、偏离主业的命;革少数高管以贷谋私、利益输送的命;革部分信贷人员懒惰、清闲、等客上门的命;革部分贷款大户只借不还、靠逃废金融债务发财的命;革部分机构只贷不收、效益低下、经营亏损但薪酬只能涨不能降的命,彻底激发他们履职担责、防控风险的能力。

《中国农村金融》:如何在全省农商银行系统中,培养一支真正赞同微贷、真正把微贷落到实处、真正取得实效的干部员工队伍?

李亚华:推广微贷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动员号召之外,我们还配套了一系列机制和措施。

在微贷运营机制上,我们强调从部门微贷转向全行微贷、全员微贷。各市县行上到班子成员,下到基层员工,各负其责,都投入到微贷工作中去。

在激励措施上,把微贷推广作为党建考核的重要内容,把任务完成情况作为考察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指标,对政治不合格的一票否决。财务资源向微贷倾斜,微贷计酬高于传统信贷含量标准,高于存款含量标准。要求省联社和各市县行在考核信贷业务时,微贷权重不得低于70%。市县行微贷指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不评先、不评优;未完成工作任务的,董事长、行长和分管领导不提拔重用。树立以微贷论英雄的用人导向,把微贷业绩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指标,选拔一批精通微贷业务的专业型董事长、行长、监事长,选拔一批微贷营销积极性高、能力强、业绩好的员工充实市县行领导班子,走上支行行长、副行长岗位。及时开展风险贷款尽职调查和尽职评议工作,非个人道德性问题导致的贷款风险,免予处罚,打消员工思想顾虑,激励干部员工放开手脚做微贷。

在部门设置上,全省农商银行统一将微贷部门命名为小微金融部,不随意撤并机构、更改名称、降低规格,并要求不得简单地归并到其他部门、附属于支行。在部门职责上,主要负责与微贷有关的制度、产品、风控、培训、考核等工作,不安排与微贷无关的事项。在任务分配上,将贷款营销责任压实到支行,真正实现由部门微贷向全行微贷转变。在业务归口上,经营、消费、线上及纳税等四类微贷,一律归口到小微金融部管理。选派优秀微贷客户经理,充实到小微金融部管理岗、作业岗,根据业务量配满审批人员。鼓励引导传统客户经理转岗,选拔优秀青年员工充实到小微客户经理队伍。

《中国农村金融》:微贷是一场革命,要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必然涉及到信贷文化、信贷理念的革新,对此,您是如何谋划的?

李亚华:在决定引进微贷技术时,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重构全省农商银行的信贷文化。在微贷试点初期,因客户小、户均贷款额度低,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但是,“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微贷虽然着眼一个“微”字,但可以为重塑贷款理念、纠正贷款行为,为调整信贷结构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我们也一直对从事微贷工作的同志充满期待。现在看来,结果还是令人欣慰的。

下一步,我们将把微贷工作提升到文化层面,作为“三大银行”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立“做微贷就是做未来、做微贷就是做主业”“昨天做微贷、今天做微贷、明天还是做微贷”的理念,树立“农商银行就代表微贷、微贷就代表农商银行”的品牌形象。我们希望通过这么做,真正能够把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金融的期望和要求贯彻落实到位,真正把农商银行打造成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农金铁军,真正把“三农”和县域经济做活。

战略保障:把握公司治理特殊性,打造“六位一体”治理模式

《中国农村金融》:产权改革后,部分农商银行在公司治理路径探索中遇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民营股东质量不高、参与治理意识低等,成为“三大银行”建设的关键掣肘。您认为发生以上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李亚华: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一些股东对农商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认识不够。

从实际来看,和一般工商企业相比,农商银行的公司治理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机构性质特殊。农商银行不是民营银行,而是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听党指挥、替政府分忧、支农支小的责任银行。《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规定,农信社交给省级人民政府管理,由省政府承担最终风险责任。《国务院关于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的意见》(国发〔2014〕30号)进一步明确规定,省级人民政府继续承担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这明显与民营银行的股东要承担无限责任的要求不同。因此,虽然农商银行的股东是民营资本,但农商银行不是纯粹的民营银行。

第二,股东身份特殊。农商银行股东持股有比例限制,不是农商银行决策者和当家人,而是典型的财务投资者。银行业监管法规定,股东取得话语权的前提是具有资本补充能力,银行出现风险导致资本充足率不达标时,实际控制人应当输血补充资本,农商银行现有股东显然不具备这个能力。原银监会在《关于加强商业银行股权质押管理的通知》(银监发〔2013〕43号)中规定,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50%时,应当对其在股东大会和派出董事在董事会上的表决权进行限制。农商银行面临的普遍情况是,一些股东在农商银行有贷款,股东靠资本说话的权利已经受到限制。目前农商银行股东股本金占资产的比重不到3%,以这么小的资本来控制如此庞大的金融资产,风险不言而喻。农商银行的存款主要是财政资金和公众储蓄,是广大城乡居民的养命钱,是广大农民工的血汗钱,这些资金关系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如果把这些钱不受控制地交给一些动机不纯的企业老板、资本玩家,是相当危险和极不负责任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省政府作为农商银行的实际控制人,既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农商银行章程规定和公司治理实际需要。

第三,高管身份特殊。农商银行高管不是股东和资本代言人,而是党委、党组织提名和管理的党的农村金融干部。2005年8月,湖北省委组织部印发的《关于全省农村信用社系统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鄂组通〔2005〕43号)明确要求,省联社干部的管理按省委和省委组织部有关规定执行,省联社领导班子成员列入省委委托省委组织部管理。其他干部列入省联社党委管理。从法律性质上讲,省联社高管人员属于党组织委派到非国有企业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党管农商银行实际上就是管人、管高管人员。如果把干部提名权交给大股东,实际上就是把农商银行的控制权拱手交给大股东,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第四,员工身份特殊。农商银行员工不是股东或高管的“打工仔”,而是热爱农村金融事业的农商银行的主人。省联社成立以来,各级农商银行与地方党委、政府的干部交流已形成制度化。农商银行员工的进出由省联社统一组织招考,严格按劳动合同执行,社保关系统一交省社保局管理,不由股东说了算。

《中国农村金融》:近三年来,湖北省联社履职评价结果稳居全国前列,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省联社和全省农商银行良性互动、全力建设“三大银行”的成果。请您谈谈,湖北省联社有何独特的治理经验和模式可供参考借鉴?

李亚华:从湖北农信的经验来看,主要是结合农商银行的改革历史和管理体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六位一体”公司治理模式,即:一是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有效将党的领导全面嵌入到农商银行公司治理各个环节,为农商银行公司治理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二是省政府及省联社应规范履行对农商银行的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省联社要规范履职行为,到位不越位;三是依法接受银行监管部门的全面监管,有效防范农商银行的金融风险,确保农商银行公司治理合法合规;四是紧紧依靠地方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优化信用环境,化解风险贷款,为农商银行完善公司治理提供坚强后盾;五是坚持农商银行“三会一层”自主履职,指导“三会一层”提升活力和履职能力;六是发挥农商银行员工主人翁作用,充分调动内部员工积极性,有效提升公司治理的内生动力。

总之,农村金融事业是党领导下的事业;农信社、农商银行是党领导下的金融企业;农信社、农商银行的高管是党派来工作的金融干部。一切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听党指挥。从这个理念出发开展工作,我们的思想境界、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会大不一样。

《中国农村金融》:面向未来,湖北农信下一步的转型思路是如何设计的?对于省联社的改革和转型,您有何期待和构想?

李亚华:农商银行无论怎么转,都要围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三农’、服务县域、服务小微和民营经济”这样一个大方向来履行和担当我们的责任,进一步壮大县域农村金融。

湖北农信下一步的转型思路是:围绕“三大银行”目标,以微贷为抓手,大力推进信贷转型,将微贷由备胎做成主业,进一步体现责任银行的大行担当;以金融科技为动力,加快推进线下业务向线上转移,提高基础管理的科技水平,提升全行智慧化程度;以全面风险管理为切入点,全面加强各条线规范化建设,为全省农商银行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关于省联社改革,无论怎么改,最根本的是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强化党管金融、强化从严治党;最重要的是抓好当前农商银行的服务,把农村金融打造成金融板块中履行社会责任最优的一个板块,不辜负党的信任和重托,牢记初心使命,聚焦主责主业,坚守市场定位,做服务县域的主流银行、服务“三农”的主力银行、小微企业的伙伴银行、城乡居民的贴心银行、普惠民生的社区银行,使农信愿景与人民美好生活愿景同向共进、同频共振。

(来源:《中国农村金融》杂志2020年第3期  学习强国客户端)